1976年7月，不满17周岁的我，完成了两年的高中学业。因为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自然回乡劳动，那时，象我们这样一类人，被称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高中毕业至1978年9月考入中专学校，我在农村劳动的两年多时间里，插秧割稻扯棉梗，挑土推车修水利，样样农活都干过。两年多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虽很短暂，但我经历了许多。悠悠岁月，一晃30多年过去了，在农村的一幕幕，时刻浮现在眼前，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亲历的几则啼笑皆非、匪夷所思的小故事。

做砖建房被罚款

我老家居住在一个丘陵区的集镇上，据说是从晚清至民国时期40多户人家陆陆续续建成的集镇，虽然远比不上云南丽江古城，但在当地方园数十里颇有一定的名气，每月逢十赶集，集镇上热闹非凡。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场大火，把集镇的的房屋烧了个大半，被烧屋主无钱建房，有的安置在大队部和两个生活队队部，有的借住在亲戚家。没有被大火烧着的几户人家，被大火烧怕了，不敢继续居住集镇上，加上房屋年代久远，有些破旧，也要搬离集镇。我家住在集镇的最西头，在那场大火当中幸免于难，没有被烧着。1976年夏季农村抢收抢插的“双抢”结束后，原居住在集镇上的40多户人家，不知是自发地还是有组织地，一窝风似地家家做传烧窑，准备建房。一个秋季，40多户人家，你帮我，我帮你，加上各自的一些亲友参与其中，标准不是很高的40多户红砖瓦房神奇般地相继建起。秋末的一个晚上，大队支部书记突然召集40多户人家开会，我依稀地记得，支书对大伙说，你们做砖建房的事被公社知道了，公社书记说你们于集体经济不顾，不搞田间管理，私自做砖烧窑，大搞资本主义。公社党委决定，对包庇纵容的支书给予党纪处分，对建房户按每块红砖5厘米钱予以罚款，鉴于大火致多户人家无房住的特殊情况，对建房户中党员的党纪处分就免了。40多户人家当时都有一些冤气，但看到并没有做砖建房的支书也受了处分，还是把罚款交到了公社。时隔两年后的1978年12月，我在学校从报纸上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仔细看会议内容，觉得公社当时罚我们款的作法，有悖会议精神。寒假回到家里，与乡亲们提及此事，他们都愤愤不平，要我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于是，我向当时的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把乡亲们的意见反映给了他。当时写信时，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并没有想到会出现一种什么结果。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公社接到县委书记的批示后，把我们的罚款如数退还了，还撤销了对大队支书的处分决定。

亲历朋友被退亲

1976年冬，我参加了县里的“冲柳西撇”水利冬修大军，工地在离我家二十多华里的蔡家岗公社。一天收工吃完晚饭后，我们生产队的几名民工躺在地铺被褥里正在闲谈，这时，大队民兵营长将一个叫龚严程的民工叫出屋外，嘀咕十多分钟后，严程神情沮丧、长嘘短叹地带着一包东西回到屋里。民兵营长当时刚从大队催工催粮回到工地，我预料是从家里给严程带来了什么坏消息。严程年长我三、四岁，又是邻居，平时俩人十分要好。见此情景，我以散步为名，将严程邀到了驻户对面的山坡上。从他嘴里得知，和严程确立恋爱关系两年，同住一个生产队的，现担任大队民办教师的女朋友提出“告吹”，且把几段布的彩礼退回来了。我听后十分诧异：他俩自由恋爱，感情融洽，好几次他女朋友在我面前夸奖严程，说他是个能说会道，能写会画的聪明伢子，怎么说“吹”就“吹”呢？我猜想他俩可能有误会，是她一时说的气头话。我和严程商议，赶紧回家一趟，问清缘由，如有误会，向她解释。我们说走就走。那是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们在隆冬中，抄近路，走山路，不到两个小时就到家了。媒人一五一十将大队里近一个月发生的事情讲述给我们听。原来，我们去冬修后不久，公社派了一名年青的女干部到我们大队蹲点，就吃住在根红苗正的严程女朋友家里。当这名女干部了解到，严程的父亲解放前在县警察局打过几年杂，而严程的女朋友的父亲，正在区里当派出所所长。那名女干部认为，共产党的公安干警的女儿，怎么能够嫁给国民党伪警察的儿子呢？年青女教师怎么这样思想觉悟不高，阶级阵线不分呢？她建议严程女朋友家里把这门亲事退掉，否则，公社党委将考虑能否担任民办教师的问题。开始，严程的那名女朋友犹豫过，还哭过几场，但经过公社女干部的天天帮助和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主要考虑到，是继续当民办教师，还是回家插田的现实问题，最终答应退亲。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我们觉得当晚没有必要面见那名女民办教师了，当晚返回了水利工地。后来严程凭借自己的能干，从一个乡计生专干做到县里副处级干部。他参加工作后，把当初的“龚炎成”改为“龚严程”，意为走过的是严峻的人生历程。因为他父亲的那点“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常看到父亲上台陪斗；初恋时却被退亲；参加第一次高考时却被政审掉。后来，我和严程同在一个城里工作，偶尔提及他当年被女朋友“甩掉”的事，他总是谈谈地说：“不怪她，只怪‘四人帮’迟打倒两年”。

中考补习被叫回

1977年秋冬，我被生产队派到外地修柏油马路，痛失了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机会。1978年6月，我毅然报名参加当年的中专学校招生考试。7月初，得知蔡家岗中学办了一个中专招生补习班，时间半个月。我深感自己的基础知识较差，毫不犹豫地带上简单生活用品来到补习班。我们队里田土多，劳动力少，队长见我连续两天没有出工了，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队长晚上跑到我家里问我父母的原因，我母亲谎称我因为眼睛的毛病到常德城里的医院治病去了。过了两天，队长又问我父母，我的眼睛怎么还没治好，临近“双抢”了，田里的农活多，要我父母到城里医院告诉我，治好了病赶快回来劳动。当天晚上，也就是我参加初习班的第四天晚上，母亲从家里来到学校找到我，说队长两次催促我回乡劳动，是她隐瞒我在此补习的实情，谎称在城里治病才搪塞过去，队长如果知道实情，还不知是什么态度呢？母亲向我权衡利弊：在此复习，如果我考不上，回去无法面对乡亲，既使考上了，在政审时落得个不爱劳动的结论，也未必能录取；倒不如回家边劳动，边复习，考取了皆大欢喜，考不上也没有耽误劳动，队长也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很不情愿地随母亲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回家后，复习一刻也没有放松。白天，下田劳作，利用上下午各一次小歇机会，乡亲们在田边抽烟闲聊，我在较远的地上用树枝写写画画；晚上，避免盛夏蚊虫叮咬，躲在蚊帐内常常复习到深夜。7月22日、23日的统一考试日终于到了，我轻松地做完了试题。两天的考试结束后，又回家劳动了。9月初，我又参加了本公社的“白龙潭”水库的秋修。一天，我推着满满的一车土，吃力的推向堤身，忽然，乡邮员找到了我，递给我一所中专学校的一份录取通知书。从此，我离开了生活19年、辛劳两年多的农村。那份录取通知书，现在看来再也平常不过了，而我却当作个人宝贵资料一直珍藏至今。

两年多的农村辛劳，我无怨无悔；两年多的农村趣事，我无法忘却；两年多的农村历练，我受益终身。每每回想起那回乡劳动的两年多岁月，倍感现在的工作、生活来之不易，一直激励我更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