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以前，任何一个法律人碰到涉诉信访这样的概念，我想都会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到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法部门，找到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我相信谁都不会对它感到陌生。专家学者们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之间时，社会容易发生动荡。我国现在被学者专家界定为是处于发展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因此，社会需要付出大量资源，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从这里，我们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社会矛盾较多，又加上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我国社会稳定问题更加突出。

社会矛盾最终有很大部分要进入司法程序处理。法院就是个锅底，承接了社会大部分化解不了的矛盾纠纷，再加上中国处于法治化进程中，人治因素在这个阶段不可能避免，因此，涉诉上访就像一句哲学格言所说的“存在就是有理”，它必然而然存在于这个矛盾凸显的时代。

怎样解决上访问题，各级各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思想教育、司法处理、困难救助，依法打击，甚至花钱买平安等等，也确实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今年，我本人感觉涉诉信访压力没有往年大了，可以说这是各级各部门的工作显现了成效。但现在令人头疼的就是信访老户很难化解。可以说，能化解的都想尽千方百计化解了，剩下的就是难缠的信访老户了。在法院系统，这些老户一般都是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省院等三级法院启动法律程序处理过，法律程序都已完结。其他思想教育、困难救助等办法也都用上了，仍然没有办法息访。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终结。终结后上面不再要求下面接访，不再考核。无理缠访才会逐渐降温，下面才能不被无休止的缠诉、缠访消耗太多的精力，社会资源（包括司法资源）也才尽可能地被有效利用。现在提倡建设节约性社会，但在处理上访问题上，我们的确是支付了太多的社会成本，但效果不见得理想，用经济学观点看，就是成本大于收益（这个成本还不仅仅是金钱），得不偿失。

司法应该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我们往往是司法程序走完了，纠纷仍然没有办法彻底结束。司法矫正在我们的机制体制里没有成为最后的救济途径，我们还有一套通过上访由法院以外的其他部门解决纠纷的途径，导致“案结事不了”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上访不断。在这种社会体制背景下，只有搞信访终结这套东西，才有可能走出这种体制困境。

信访终结应该是个政策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信访终结是否实行，更多地应该考虑社会需要、形势的需要。政策有政策的特点和实行规律，在现在信访问题如此突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宽泛灵活地把政策用好。不能期望宽泛的政策象法律制度一样严谨，细致和规范，只要它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可行性思路和行为依据，它就有其存在和被实行的价值。当然我们可以将政策打磨得更漂亮些，只要信访形势允许这样做。在信访终结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考虑设置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前几年省高院也曾出台过一套较规范的制度，我个人觉得可以先照章办理，终结一批信访案件，边做边看，不要等问题研究透彻了才推出制度实行。制度产出也是有成本的，制度空缺使问题长期得不到化解，造成社会矛盾纠结，形成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社会无序，会使社会为此支付更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