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的多元化导致部分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成了部分人的悬置问题，人的精神信仰在相对与绝对、个体性与社会性中迷失，因而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一元为主体指导多元文化的“一元指导多元”的中国信仰新格局至关重要。

　　　关键字：多元文化；信仰；一元指导多元

　　　对本体的追问、对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于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因为从人性和人的需要来说，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无限期盼和对生命崇高性的向往自始至终潜伏在人们心底，正如康德所言，“头上众星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使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神秘。但是在今天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变得迷茫，变得无所适从，文化的沙漠化、泛化导致了部分人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家园的迷失，物化、异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理清多元文化对信仰的影响，对文化生态的建设和保护，重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新格局至关重要。

　　　一、多元文化相互激荡

　　　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它既可增强一国民众的凝聚力和意志力，提高政府应对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又可影响该国的政策、制度、行为等，其效力远比经济、军事手段更明显和长久”，①不同时期的文化和不同类别的文化会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环境发生嬗变，它们在交流过程中会互相博弈、互相渗透，随之发生的是文化之间的趋同、同化、融合。目前，我国的文化格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分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这两种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在空间上并存，现代文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的主流文化和以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为主的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以儒学为主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相互激荡，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文化体系，并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信仰。

　　 （一）现代文化。

　　　我国现代文化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主、法制的传统根深蒂固，西方现代文化则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以文艺复兴为开端，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理性。在工业化背景下，契约精神在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社会交往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革命使人们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更加崇拜，人的物化、异化现象凸显出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丛生，马克思曾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②。

　　　后现代文化是在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激烈批判之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后现代化对理性主义文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一面，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虽然表面上它的哲学终结论、主体消解论等等是对现代价值观念的反叛，实际上是对古典西方文化的回归，更加重视科学与人文、价值与理性的平衡和谐。在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安全危机的当下，对中国来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已经不是唯一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中进行的，后现代观念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现代化途中的不可回避的因素，既有阻碍作用，又有一定的匡正功能。后现代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合之处，后现代化会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显现得到充分重视和认同。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也会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的精神危机、道德失范的情况下，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消解性必将使人在这种精神困境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华大地五千年文化沃土上，相合于中华文化精髓，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创新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人们地位观、利益观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理论，江泽民曾经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③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手段的单一、市场经济中发生的腐败现象、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消极面的显现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崇高旨趣之间造成了较大的落差，使从小受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熏陶的年轻大众出现了心理逆反，再次又因为受到新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导致拜金主义、庸俗文化、道德危机频现，使部分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怀疑，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

　　　可以说以儒、释、道为主的三家思想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化为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有着独特鲜明的特性。特别是儒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儒学自诞生以来，其核心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的流变，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样的价值标准，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勇、温、良、俭、让等等，但最主要的是以仁为核心，仁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具体化为以上的价值标准，对中国人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但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这种以伦理性为主的儒学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以义、礼、信、和为例，义，追求合理、正义，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与利常常相伴行，讲的是道义相较于名利来说是首位，但在现实主义、消费主义的今天，义字仿佛成了镜花水月。礼是道德原则，也是伦理原则，对个人说礼是内在仁和善的外在表现，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对于人际关系上区分等级差别，主张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但是在张扬个性、重视自我的今天，礼的思想受到的了忽略。信，就是要诚实、守信，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意蕴，但是在利益至上的今天这种信的可贵品质同样被蒙上了灰尘。以上是儒学中具有普世性、有待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尚且受到冲击，更别说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等封建思想。总的来说儒家塑造的人是刚健有为入世的形象，道家塑造的是返璞归真的避世形象、佛家塑造的是普度众生的出世形象，所以中国人的价值选择也随之多元化，当一个人正是得意之时，强调的更可能是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失意之时，又或许转向了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当绝望之时，又陷入生死由命、因果轮回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真正转化成某一坚定的价值标准、理想信念却不容易，更多的是造成了人们价值选择的多变性。

　　　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信仰迷失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文化频繁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国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虽然基本的文

化基因不变，但是文化内容却不可避免的被重塑。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文化中，坚定一元的精神信仰迷失了。

　　　（一）相对与绝对中的迷失

　　　一方面，人们在经济、政治、道德生活中以功利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行为，文化的多元使人们的选择也多元化，即使赋予人人平等的法律这一基本的价值标准也逐渐渗透进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间，并扭曲变形，法律的失范造成的权、钱、利交易加重了价值尺度的遗失，使人陷入“倘若无法获得绝对，那么怎么都行”的虚无境地，另一方面，绝对性却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绝对意识是信仰的重要内核，其无限性、超越性力量可以内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充满奋斗的力量、使人摆脱不确定性，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来说，儒家文化特性是“伦理性”，与西方“神圣合一”救赎之路不同，儒家文化走的是“凡圣合一”的教化之路，其核心范畴是“道”、“天”，“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天命不常”、“天命不易”是其阐述，可以说是伦理上的终极关怀，在规范人的思想、行为方面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塑造出来的以“内圣”为主的“道德人”在世俗文化浪潮中，遇到“经济人”、“政治人”时，便不得不转身，这种终极关怀的文化因子也不可避免地被淡化和稀释。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中终极关怀的“神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基因不同，西方文化中的“上帝”观念似乎离中国民众也比较遥远，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极端解构主义等思想加重了信仰的迷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的研究正在路途中，在这期间，人们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很难找到绝对性，导致人的不确定感、焦虑感日盛，“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成为生活的两极无法融合。

　　 （二）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迷失

　　　西方个体性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生存主要靠个人的体能、智能，也使他们的价值观重个人、重实物，但是这种重个体的思想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迅速成为一种个人主义，洛克曾提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利益、个人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个人先于社会存在，个人为了利益才与他人交往，人的天然权利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受侵犯，这种强调一切以个人为核心的思想成为欧美近代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对我国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出现了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和道德之上的现象，使个人主观意愿扩张，个人欲望得到无限制的释放，对感官的追求甚嚣尘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等言论层出不穷，“芙蓉姐姐”、“凤姐”等眼球经济发展迅速。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塑造什么样的人，多元文化中对个人、社会的思路、追求各不相同，所塑造出的人的形象各异，而信仰的形成与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密切相关，多元文化中的人们如果不能确定出理想的终极人格，那么也不会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个体信仰虽然是基于个人对于主体性思考和个体意志的选择，但是它的整体趋势却关乎整体的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因此加强对个体信仰的引导，确立一种能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信仰精神至关重要。

　　　　三、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的新格局

　　　信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价值选择，但是对整个社会各方面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多元文化的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精神文化建设，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项紧迫和至关重要的任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继承其精髓，继续发扬其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伟大精神，增强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对于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宗教热复兴、科学主义、新实用主义、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价值观念或社会思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构建以马克思一元为主体指导多元文化的“以一导多”中国信仰新格局。

　　　（一）“一元指导多元”的理论可行性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对人生命的认识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认为人是自然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一种认为人的生命是超自然性的，把超自然性作为绝对本质，而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人，认为“个人怎样表现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④人的生命就是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统一体，是人的实践活动使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实现了人的创造性，使人具有了自我规定性，人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无限与有限的统一，也正是在实践中人的内涵得到拓展，生命境界得到提升，人的本质不再是某种单一、凝固、先验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东西。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革命使我们有了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过去的和现在的各种文化思潮，使我们能够冷静的审视把人的归宿寄托于来世的某些宗教观、只重视现实享受的拜物教、“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人学革命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信仰的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扫除迷茫和悲观，重新找回希望和生命的力量。

　　　（二）“一元指导多元”的现实必要性

　　　多元文化的交融的确有利于激发人的自主意识和创造活力，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唐盛世的文化繁荣，都使当时的社会思想非常活跃，历史表明，健康稳定的社会可以包容诸多文化思想，但是更需要一个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共同理想，否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乃至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行“多元化”，结果民族分裂、国家解体。其次，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也应该提高警惕，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生态的安全。目前我国主流文化中得到不断巩固的同时，现代大众文化特性所具有的商业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等元素以电视、电影、网络等方式得到迅速传播，在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蔓延，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挑战。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途径

　　　在一元指导下的多元，应该是整合各种文化多样性、包容各种信仰差异性的新信仰格局，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不断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内涵。马克思是开放的体系，应该在实践中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始终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次，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关怀。信仰必然最终指向绝对、指向无限、指向终极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来源于对对现实的批判，来源于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宗教信仰的神秘性和世俗信仰的物质性的扬弃。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信仰理念是人的理想境界，具有终极价值，这种理想境界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这种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中，对于避免人的异化、克服现实的限制、树立达观积极的信念有启发意义，现阶段，马克思信仰对人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一个有待丰富和发掘的方面。

　　　

参考文献：

①周正刚、林国标《文化哲学论》[M] .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③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M] .载《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